家庭作业是挖地

少时读书，教我小学的是本村一位民办老师，姓张。张老师性格开朗，有一张大嘴巴和一副大嗓门，走到哪里就哇啦哇啦到哪里，无话找话，有话嗓门更大。因此，村里人都叫他张大嘴。

我当然是叫张老师的，不过，有时也会同小伙伴一起，背地里叫他张大嘴的，并互相用手比划着：他的嘴有这么大，不，有这么大。

那时，我不知道老师前面为什么还要加上“民办”两个字，但通过观察得出了一个规律：白天到校教书，早晚在田地里干活；周一到周六上午教书，周六下午和周日在田地里干活。民办教师原来就是老师队伍里的“民兵”。

张老师上课的特点是一半一半地分得清清楚楚，前半堂课他在讲桌前张牙舞爪，高谈阔论。后半堂课我们做作业，他则在教室里走过来晃过去，不断地提醒大家，有不会做的就问啊。当有同学发问后，他就会弯腰下去，大头老师挨着小头学生，和风细雨地讲，还不时地问上一问，这一步听懂了吗？奇怪的是，此时此刻的张老师好像嘴巴一下子小了许多，嗓门也低下了不少，显出与平日里说话很不协调的磁性温柔。

张老师上课的另一特点是不留家庭作业。看着邻班的同学都有家庭作业，有胆大一点的同学就问，张老师，我们班怎么没有家庭作业啊？张老师说，有啊，回去帮你爸爸挖地去，这是每天的家庭作业。哪有那么多的地挖呢？张老师坏坏地笑了，你个呆子，你爸爸只挖地啊，锄草、割麦、砍柴……不都可以帮着干吗？

我爸爸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地道农民，没有指望我成为栋梁的奢望，但望我学点知识比他有出息，听说了我的家庭作业后，半信半疑，木讷的爸爸还是在一个闲下来的晚上，领着我到张老师家问究竟。张老师一听我爸的来意，竟哈哈一乐，连说是啊是啊，你看看，这孩子呀，在学校读书作业一天了，回到家晚上还要看书做作业，不累得慌吗？再说了，书本上的那点东西，完全可以在学校完成的，何必拖泥带水地带回家呢？胡大哥，你听我说噢，光吃肉腻得很，还要配点咸菜呢；这人脑子啊，光来文的会昏昏然，身体动动武的，让大脑下课休息休息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啊！

我爸爸比张老师大几岁，听一个有知识的人亲热地叫他大哥，他心里头特别暖和，又听张老师说得一套一套的，便满脸荡漾着温情的微笑，对着张老师左一声谢谢右一声关照，领着我退出了张宅——三间草房。

那是一个在农村要挣工分的年代。爸爸其实有着两难心理，既想让我读书，又怕家庭挣的工分不够，年终按工分分粮食时，家里粮食少了不够一家人吃的。所以，他也是巴不得我能帮忙他多挣个一二。这下好了，张老师的话为他解了难题，原来答案是二者可以兼得。从此，爸爸便名正言顺地把我的早晚与周六周日填满了挖地砍柴。后来我渐渐才知道，张老师那时的工资低得可怜，家里也很苦的，之所以放下书本回家就拿起锄头，也是为家里多挣工分。

说实话，有时我也挺恨张老师的，背地里还不止一次地骂过他，就是你一张大嘴，哇啦哇啦的，布置什么害人的家庭作业，害得我在家不是下地就是上山，累得不成样子，我已然成了“民办”学生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劳动的筋骨皮肉之累之苦，也给了我一种正能量，那就是让我感受到了读书就是一种享受。坐在教室里如沐春风，张老师那一张大嘴里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快乐动听，他课堂上布置的每一道作业题，做起来都是一道幸福的方程式。因此，我格外地珍惜在课堂上的时光。

后来，这种边读书边劳动的学习方式成了我的习惯：学困了，扛起锄头嗅一嗅泥香；劳累了，伏桌捧书闻一闻书香。全都是享受，这种享受一直把我送进了师范，送到教师岗位。

如今，张老师已年逾八旬，除了爱读书看报，还常常到菜园地里弄弄。只是有一点他很不解，我双休日回家时，他总要问，现在的孩子都怎么读书了，从清早读到夜里，还要家长陪？你过去读书还帮父母挖地呢，现在怎么就反过来了，孩子读书还要父母陪，这究竟要咋读？只读书不挖地，那书读得不香呢！

张老师早已民转公，他说托政策的福，生活过得很如意。但也还有不如意的，那就是他常叮咛我的，要让现在的孩子读书的同时挖挖地。